2022年中国面临国际环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中国面临国际环境,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6篇

【篇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

张蕴岭

[内容提要] 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外部环境进行判断是各国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未来对外大战略是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格局和形势，一个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未来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大国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周边环境在中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特殊地位，经过努力，发展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的条件是存在的。中国经济本身健康的发展是构成亚太地经济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共十六大把21世纪头20年作为中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科学地分析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地区环境，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构造“机遇期”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部环境历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外部环境进行判断是各国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所及的利益，另一方面，它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自己所在的地区。亚太地区是中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因此，亚太地区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势如何对机遇期外部环境的构成影响巨大。

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确定中国对未来环境的需求，即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次是对环境的需要应该服从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战略。

中国未来对外关系的大战略是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格局和形势，一个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以便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实现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构建地区关系的稳定支架

中国需要稳定。这不仅是指国内，也指外部环境。对于外部环境来说，稳定就是和平，稳定就是安全。然而，稳定不是没有变化，稳定也不是没有矛盾，稳定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形势，稳定既是一种连续过程，也是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中国需要的稳定环境既包括对现实结构维持的接受，也包括对现实结构的有序调整。在亚太地区，构成中国稳定环境的主要支架是：稳定的大国关系、稳定的周边关系和稳定的国内发展变革。这三个方面是构成中国在亚太地区实现一个稳定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支架。这里，我们把稳定的国内发展变革作为一个前提，因此，分析的重点主要是前两个方面。

（一）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国关系一直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治安全环境和国内政策取向。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遏制政策，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安全受到威胁，迫使中国重构对外关系，到70年代末实行联美抗苏的政策，并且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与实行对外开放；
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通过发展大国伙伴关系，创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进入21世纪，中国继续实行上个世纪末确立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稳定的大国关系作为一个大政策。

在所有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对其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关系。中美之间能否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这要从中美各自的大战略与基本利益来认识。

美国是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大战略旨在维护和加强这种地位，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不论谁当政，基本的政策都是沿袭这个方向。尽管某个时期政策的强弱和方式可能会因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政党轮替而变化，但是，总的大战略不会变化。谁挑战和威胁美国的这种地位和秩序都不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对立、对抗。

美国大战略的外围基础是其盟国，也就说，主要靠同盟关系维持地位和秩序，同时根据利益需要确定合作伙伴。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挑战和威胁”。挑战可以针对美国的地位和秩序，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而威胁则主要是指对秩序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而言。对挑战和威胁的认定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往往根据美国一个时期的战略和利益需要来定。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可能取得“地区霸权地位的国家”作为主要威胁，后来把经济崛起的中国列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挑战者），在遭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则把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国家”看作主要威胁。美国的这种界定直接导致其政策的变化和美国与被界定为“威胁者”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其最基本的战略是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平环境，继续发展经济。中国实现这个战略一是靠积极参与现有秩序，在参与中争取自己的利益，二是靠深化自身的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实现有序转变。显然，接受现有秩序和维护它的基本稳定，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当然，这里的“接受和维护”并不是指中国没有自己的要求。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现有秩序的“纳入者”，中国希望它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调整。这种以具体实际利益为基础的要求有时会与现行的秩序发生矛盾。

中国特别看重与美国的关系，这既包括政治安全，也包括经济利益。中国的对美战略可以建立在三个基点上：一是认可美国的超强作用；
二是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
三是提高自己的实力地位。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支架。美国不仅主导着世界现存政治秩序，而且主导着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只要美国承认中国在现有体系里的利益和中国发展和稳定的必要性，认同中国的作用，中国就不会是美国大战略的挑战者，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它们主要表现为具体利益的差别上。尽管中国会对美国的许多做法，尤其是单边主义的对外干涉不敢苟同，因此中美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会发生矛盾，但是，两国在更多的问题上存在共求的利益。如果把这种认识作为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那么今后一个时期，保持中美关系大格局上的基本稳定是可能的。

不过，中美关系也存在发生恶化的危险。但这不会是中国首先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战略与地位，而可能是基于下述两种原因：一是美国自己主观地把中国确定为挑战者或威胁者，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政策；
二是美国损害中国的基本利益，如支持台湾独立，或对中国实行敌对性政治。在美国，存在着敌视中国政治制度、惧怕中国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会在美国产生着复杂的认知。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当权者要考虑本国的总体战略和利益，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上的敌人。因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中国的稳定与合作。然而，也要对“不正常的情况”，即中美关系发生突变做准备。尽管目前中美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反恐需要的大格局下这种关系会保持，但从长期看，美国对中国成为挑战者的担心并没有消除。美国的全球战略延伸，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延伸也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因此，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的。

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冷战结束以后，中俄之间迅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且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了包括领导人定期会晤在内的官方对话协商机制。中俄顺利解决了边界划定问题，达成了边境地区军事信任协议，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与合作的关系。作为主体继承者，俄罗斯一方面承袭了苏联的一些优势和实力，但同时也接过了苏联留些来的许多问题。而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俄罗斯最根本的利益是重新确立自己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与利益，争取一个有利的环境，完成政治与经济的转轨。因此，俄罗斯不仅没有力量，而且也不会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方面，俄罗斯需要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基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美欧对其传统势力范围与利益的侵蚀。

中俄都面临在现有秩序中争取空间的问题，但是，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使得俄罗斯更能通过靠近欧美拓展自己的空间与利益。中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战略合作的含义”。然而，这种战略不是共同挑战美国，而是在争取环境空间上寻求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定位在双边利益上，这种双边利益的基础是在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关系。当然，一个崛起的中国也会使俄罗斯担心，尤其是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侵蚀其传统利益范围。

中国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首先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定位的，一个稳定和合作的中俄关系在中俄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地区秩序（尤其是中亚地区）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无论在武器更新方面，还是在资源供给方面，俄罗斯都将是中国长期依靠的对象。因此，中国希望与俄罗斯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和不断深化的关系。中俄之间基本上没有大战略上的冲突，出现差别主要是各自的重点利益选择不同，因此，尽管两国会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不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

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俄两国有着发展稳定与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利益需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比如，俄罗斯需要与中国发展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又担心

中国对其资源的过分支配以及中国移民的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中俄关系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关系基础，这方面需要两国做出更大的努力，不然，双方建立在政治构架下的关系就可能很脆弱，经不起波折。

中日之间是一种既稳定又脆弱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安全关系比较脆弱,整体关系仍然具有不稳定因素。中国需要一个明晰的对日战略，要使两国关系得到深入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这里，可以确立一个基本认识：真正把日本作为近邻伙伴，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进行合作，理解日本构建自己安全力量和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努力。

日本是一个正在转型调整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逐步实现了经济崛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陷入停滞，重新恢复活力尚需时日。在政治安全上，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主要靠美国保卫自己的安全，但是,日本也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下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日本的长远目标就是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

日本正在对中国重新定位和认识。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使得日本从战略上和实际利益上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有着新的意义，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并不放心，力求通过与美国保持结盟和发展自身军力制衡中国。加上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经济社会的艰难转型形成反差，导致日本产生一定的“心理恐惧”，从而使得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和应对中国“威胁”上徘徊。

中日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协商性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日本的市场、技术和资金；
从政治安全来说，中国也需要与日本进行协商合作。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可以协商的政治安全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存在两个重要障碍：一是安全问题，二是历史问题。中国对安全问题的主要关注不是担心日本重新转向军国主义和对中国构成直接的严重军事威胁，而是担心日本军事力量加强对地区关系可能引起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日本协助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因此，解决这方面的障碍不仅取决于中日双边关系，还要取决于地区关系。历史问题不是可以抹掉的，历史问题的缓解一方面取决于各自国内的政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两国的总体关系发展。中日必须超越历史，应对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一个崛起的中国不必过分担心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威胁，中日军事对抗只会在下述情况下发生：一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视中国为敌；
二是美日共同主导地区事务，对中国实行敌视或遏制；
三是日本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从现实趋势看，遏制上述三种情况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改善和深化中日关系的空间是存在的，不仅是经贸关系，也包括政治以及安全关系。值得重视的是,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与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使得两国有了共同活动的空间和共同信赖的机制。

中印是邻居，都是潜力巨大的上升大国。但是，中印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具有双重性的关系” 。中国和印度都处于调整转型的时期。出于发展的需要，在争取发展环境和空间上，两国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国有着一定的战略共同点与合作基础。然而，中印关系主要还是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

从双边关系来说，两国之间仍然有着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定问题，60年代边界冲突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散去。这对中印关系发展是一个障碍。中印经贸关系很弱，直接利益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印关系还是政治安全成分居大。

南亚地区的稳定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大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印度对中国保持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合作关系不满，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崛起和的影响力的增加抱有戒心，因此，在地区关系上，印度不信任中国，希望借助引入美国制衡中国。

无论是边界问题、“藏独”问题还是印巴冲突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利益。印度的崛起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变数，但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也同时增加了平衡的砝码。中国不必担心印度的崛起。印度要做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国应给予理解。与印度建立一种非对抗的、稳定的和协商性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可能的。

总之，在未来十几年，尽管亚太地区大国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这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是构成地区总体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一般来说，大国关系破裂或对抗可能是因为下列一种情况发生：其一，超强国家推行霸权，过分损害其他大国的利益；
其二，大国争夺霸权；
其三，崛起大国挑战现有秩序。在亚太地区，巨大的风险是第一种情况，即美国推行霸权，但同时也要看到它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所谓协调性的关系框架，主要是指：一方面，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出于维护现有框架和秩序的需要，在重大问题上需要与其他大国协调，得到其他大国的认可或者支持，并且适当考虑其他大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其他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采取参与现有秩序的战略，认可美国的超强地位与利益，不会轻易与美国发生对抗，或者几家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当然，这两个方面将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走势。所谓动态平衡，一则是指它不会一直风平浪静，二则是指它也不会恶浪翻船。

(二) 发展合作性的周边关系

中国是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一方面与很多国家有着陆地连接，同时也与许多国家有着海洋连接，陆地和海洋共同构成中国的周边地带。长期以来，周边地带都是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生命地带”，周边不稳，中国不稳；
周边稳定，中国稳定。从地缘政治来说，周边既是中国安全疆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安全的屏障。因此，周边环境在中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特殊地位。

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要有以下三种机制来构成：解决疆界麻烦、改善双边关系、发展合作环带。这三种机制相互关联，共同促进，有必要同时驱动。

历史上，中国与众多国家毗邻而居，没有严格的疆界划分。近代领土主权概念的引入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产生了领土领海争端，疆界划定成了中国处理与邻国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曾经因陆地领土争端与苏联、印度、越南发生过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双边关系。经过艰苦的努力，目前，中国仅仅与印度尚存陆地领土争端，其他基本解决。陆地边界的基本解决为稳定中国的周边形势、深入发展双边关系和地区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中印之间的领土疆界划定尚需要时间，但是，两国信任措施的实施以及一直在进行的边界谈判缓解了局势，发生60年代那样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印度方面来说，尽管印度有通过增强军力和战略威慑力争当世界大国的意图，但是，目前它试图通过武力强行占定边界的可能性极小。在中印领土争端上，坚持稳定现状、缓和局势、逐步解决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与邻国在专属经济区和海洋岛屿上的争端情况比较复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与8个海上邻国有海洋争端，与6个国家有海岛争端。解决这些争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的领土完整、海洋权益要维护，邻国的合理权益也要尊重，如何妥善处理海洋争端，将是21世纪中国安全与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到历史，也要考虑到现实，同时也要考虑到国际公约。出于发展双边关系和稳定周边形势的战略考虑，中国提出了维护主权、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原则，在南沙问题上与东盟达成了协商解决争端、避免发生冲突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如果形势恶化，甚至发生冲突，可能会因下述情况：其一，一方强行改变现状，单方面宣布拥有主权或占有权；
其二，外部势力直接干预造成不利于一方的结果。出于稳定和发展的考虑,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国不会采取强行解决的措施，因此，如果发生第一种情况，则是对方挑起。对此，中国首先应采取外交手段，避免事态扩大，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采取武力应对措施。目前虽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发生的几率可能较小。外部干预主要是指南沙问题，只要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那么，引入外部干预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中国也应该采取积极的有进取性的方针，长期搁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双方必须寻求解决南沙岛屿争端的思路，找到最终解决争端的方案。

双边关系是中国周边环境构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双边关系包括很多内容，既有政治关系、安全关系、经济关系，也有社会关系、种族关系、文化关系和宗教关系等。毗邻而居，往往什么都连在一起，关系好可以实现高度的融合，关系不好则导致兵戎相见，成为敌仇。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的邻国都改善了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其一，争端减少，建立了各种协商机制；
其二，加强了经贸关系；
其三，发展了合作机制。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原则。所谓“与邻为善”，就是和平共处，协商和平解决争端；
所谓“以邻为伴”，就是友好合作，共谋发展。这样一种关系模式，既是目标，又是措施。

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与大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分量很重，发生争端或者进行合作都影响巨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其他国家，甚至改变现有关系结构。与中国为邻的大国主要是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虽与中国远隔重洋，但是，从地缘政治以及现实结构来说，它也是中国的一个既远又近的特殊邻国。上面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从大的关系格局上来看，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当然，大国的双边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两国内部的事务，往往还涉及到地区事务甚至是国际事务，因此，在其他事务上的协商与合作对于中国构建合作性的周边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起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因素。在未来发展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发生深刻的转变。其中，不仅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导致经济要素向中国的流动增加，而且中国经济的扩散力也大大增强，使得自己的资本基数以较大的规模向外流动，这两个方向的发展可以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环中国经济带的形成是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这样，“以邻为伴”的新型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考虑到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对于这样一种新型关系结构的形成，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宗教、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不存在足以造成重大影响的宗教文化冲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开放性与兼容性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不同宗教文化相融，或者说是共处。因此，即便存在许多矛盾，也不会成为恶化双边关系的重大因素。

推动中国周边区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带。这个环带建立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有利于邻国。地区合作不同于以我为中心或者以实力强制性建立的地区秩序，它以共同参与和制度化建设为基础。

目前，东亚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已经得到一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合作以东盟－中日韩为主体框架，发展了包括年度领导人会议在内的官方对话机制、地区合作项目（金融、次区开发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展全面合作（包括政治安全）已达成了协议。东盟作为一个地区与中国发展全面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亚展望小组已经就东亚合作的长期构想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即发展一个有自己特色、符合东亚地区实际的东亚共同体。尽管各国对这样一个远景目标达成共识还需要时间，尤其是实质性的发展还会存在许多困难，这里既有整个地区的问题，也有单个国家以及双边关系上的问题，不过，从总体趋势看，在今后15～20年，有可能在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安全对话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东亚地区合作也有助于缓解双边关系，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关系，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东亚合作究竟能走多远，发展的速度如何，最终能否实现目标，过早的推断几乎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地区合作的这趟列车已经开动。从东亚合作的政治意义来看，在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是这个进程，只要进程继续，就有利。

上海合作组织是为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而成立的地区合作组织。中国不仅通过双边，而且通过地区合作、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当然，中亚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上海合作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内部，而且也来自外部，尤其是面临着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该组织的重要意义在于就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尤其是西北地区稳定的问题进行合作。因此，重要的是：其一，保持该地区组织的存在，发展对话机制平台，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其二，努力增添新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其中包括经济合作。在这方面，中国要起主动的作用。中亚国家经济比较落后，要通过推动有利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项目加深地区经济联系和互利机制。这是保持上海合作组织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理想的发展是在中国周边几个地区都能发展合作机制。因此，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也应该得到发展。目前已经有一些机制，比如，中国已经参加了有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参加的曼谷协定。东盟与印度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安排也会间接沟通中国、东盟与南亚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印巴冲突严重影响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与南亚的区域合作在今后一个时期还难以得到整体发展。

从重要性和影响排序的角度来考虑，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上。尽管由于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以及朝鲜半岛的不稳定性，这个地区的合作进程会遇到困难,但是,中国应该确立这个大战略,并且坚持不懈。在未来15年，经过努力，发展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的条件是存在的，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的崛起为建立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提供了机遇，但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警惕中国，这是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必然考虑，对此，我们不必把它看成是一种敌对，对中国的警惕只能通过实际的发展加以化解。

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

从总的来看，影响中国经济环境与机遇的主要因素，一是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经济的走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势；
二是亚太地区市场一体化与开放的进程；
三是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

(一) 构成经济环境的有利因素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这里不仅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也有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和印度。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相互联系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占世界最大比重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资本技术的中心和扩散源。利用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日本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20多年，到70年代初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继日本之后，“四小龙”依托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市场开始崛起，又实现了20多年的高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自80年代起，一些东盟国家利用美国、日本以及“四小龙”的市场技术开始经济起飞，这个进程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的发展遇到困难，但是出现了中国经济以及印度经济的高增长。因此，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链条并没有断裂，只是出现了新的转型和结构性重组。

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环境，那么构成这个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从地区的环境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外部有一个可以利用的不断扩大的市场机会。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新技术开发利用和增长总量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出口市场。日本经济虽然自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但是，其结构性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机会，同时，其经济低速增长所造成的购买力转向（低价消费品）也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机会。美日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市场，对中国经济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外资持续流入，启动和扩展了中国经济的新产业。由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避免了危机的直接打击，经济前景看好，加上中国本身的许多优势（劳动力、内部市场），外资流向中国的速度加快，外资流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新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起飞的翅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新产业部门的出现推动了经济的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比如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亮点。

其四，地区合作与地区市场开放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有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地区市场的扩展。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地区经济的链接，而且在推动地区市场开放、稳定地区形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看来，亚太地区尽管出现了对地区经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金融危机、新经济泡沫以及日本经济的停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挑战，但是，由于中国局势稳定，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一些看来是不利因素的东西反而成为了有利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地区经济总体下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一个大的环境。从长期发展的需要来说，这个大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同时，在构成中国的发展环境因素中，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的政策和局势。鉴于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因此，不仅外部环境将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自身的发展也会创造甚至改变外部的环境。这一点是与一些小经济体的起飞有很大区别的。近几年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创造和改变的作用正在增大，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构造新的经济格局、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

在分析未来经济走势时，要特别注意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对经济的影响。据分析，未来十几年世界经济将处于信息技术使用推广的上升时期、发达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时期。中国可以利用两个优势：信息技术发展，接受传统产业转移。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开始利用了这两个优势，在未来可以利用的规模可能会更大。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产业化、延伸化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电子、电信部门的扩张以及对其他产业的装备改造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拓展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十几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期。新技术机遇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推动发展新兴产业;二是利用新技术更新传统产业。这两个机遇对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多元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源或者主要的资源放在新技术上，中国要继续抓住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发展加工业，并且尽可能利用其他国家技术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接替型出口产品。但是，应该看到，新技术产业不仅在经济中具有领先和带动作用，也有更新改造作用，传统产业插上新技术的翅膀就具有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2年，中国综合对外贸易依赖度（进口加出口）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未来十几年，尽管比例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依赖度仍然会较高，也就是说，外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

外部市场可分为进口和出口。在进口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能源，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的走势，因为中国对能源的依赖会进一步增强，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会加大经济增长的成本。在未来十几年，影响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局势，而不是供给。那么，未来世界局势会如何发展呢？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局势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样，即使石油价格因局部形势的变动而引起波动，这样的波动也会是短暂的。关于未来需求的形势，要考虑到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能源需求增大对世界能源供给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今后十几年内，这还不会根本改变世界供求市场格局。这样,在未来十几年,能源价格可以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出口市场方面，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进口扩张力所形成的扩大的需求；
二是结构性变化所产生的需求。前者主要取决于经济的走势，经济形势好市场扩张力就大，反之则小。从中国出口的两个大市场美国与日本来看，美国市场的扩展力可能仍然存在，而日本经济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才会因为经济调整后恢复增长而出现比较明显的扩展力。对中国的市场结构性需求体现在：对低价格消费品的需求的潜力仍然存在，尽管会面临其他发展中经济出口的竞争，但是，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会有优势。应该看到，结构性需求是中国保持出口市场稳定和增长的一个非常具有空间的变量，它往往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反向变动。

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外资流入将继续起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几年，中国主要利用的是外来直接投资。2002年外资流入量达到500多亿美元，在中国总投资中的比例相当高，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内需和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国际资金的供给形势和中国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外来直接投资向中国流动的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但是，应该看到，在今后十几年，持续保持外来直接投的高增长速度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外来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放慢，对此要有所准备。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有新的驱动力。当然，利用外资不仅仅是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能力的提高，利用间接投资的比例应该而且可以扩大。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应该加快发展证券市场，把证券市场作为利用外资的一个主渠道。

(二) 区域合作带来的机遇

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是构成中国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潮流。从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区域化进程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亚太区域合作始于1989年，即成立APEC的成立。尽管APEC是一个以协商为基本原则的合作组织，但却有明确的目标，即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尽管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还是一个有待作出巨大努力的事情，但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进程是要持续下去的。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推动市场开放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一，新一轮WTO谈判进程以及成果落实；
其二，次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5年结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0左右建成，东盟老成员10年，新成员15年），其他一些贸易安排正在商谈或研究中，如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今后十几年内肯定会有成果。亚太地区是中国经济联系的主要市场，市场开放的这种趋势对于中国利用亚太地区市场发展的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十几年将是亚太地区市场开放进程加快的时期。这样一种形势虽然对中国提出挑战，但也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发展机会。市场开放的加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与调整的经济体将形成很大的挑战，外资企业（包括金融）的大举进入以及进口的增加也将对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新生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亚太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和开放加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机遇。市场一体化和开放所提供的市场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这是因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或者消除；
二是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优胜劣汰。当然，任何市场的扩张都是有限度的，市场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只是一种总量，具体的市场是一个变量，因此，如何利用市场机会，如何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考虑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中，必须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给予足够的认识。这里所说的风险主要是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动或危机。

首先是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一是金融市场容易发生重大变动，二是一国一地的变动很容易扩散，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以及地区的合作机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未来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其一是金融投机导致的市场冲击；
其二是经济波动本身产生的金融动荡；
其三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剧烈变动。这三个风险都有可能存在。美元是主要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要注意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风险。鉴于美国经济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布什政府使美国重新陷入双高赤字），应该对美元剧烈波动的风险有充分的准备。不过，从中期（10～15年）发展趋势来看，美国经济会继续处于超强地位，强势美元不仅与美国的经济地位相符，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经济政策。由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仍然不稳定，因此，亚洲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值得关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自身的金融风险，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开放，如果不能提高开放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管理技能和及时制定有效的法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是危机。

其次是经济风险，主要是主要国家经济可能发生的危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近期可能在一个低速状态下运行，经济短期恶化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最令人担心的仍然是日本经济，估计调整和恢复的时间可能要拖长。这样，日本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就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

不过，我们上述分析表明，从总体来说，未来十几年亚太地区的经济仍可能处于一种上升的势头。因此，这里所说的风险不是大的经济危机，而使局部的经济波动。同时，由于市场的竞争和市场需求结构的限制，靠大规模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应该逐步建立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结构，从而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因素。

再次是政治风险，即可能发生的国际关系紧张甚至是局部战争。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具有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最令人担心的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它具有突发性和爆炸性。朝鲜半岛与中国毗邻，局势失控、发生战争都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美国继续采取敌视政策只能恶化局势。东亚合作是一个稳定制衡因素，但是还不具备改变美国政策的分量。因此，亚太地区因政治安全矛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不能排除。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国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环境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可能的风险时必须把本身的稳定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分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身健康的发展是构成亚太地经济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构成自身所处综合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据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会赶上日本，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因此，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不仅对于自身，而且对于外部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体会改善增长环境，这反过来又为中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是值得期待的。

【篇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关于整体性的国际公约

《人类环境宣言》、《世界环境行动计划》（1972）

1972年6月5—1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与《世界环境行动计划》。可以说，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全球环境法的诞生，是国际环境法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又称《地球宪章》(earth charter），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３日至１４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重申了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并谋求以之为基础。目标是通过在国家、社会重要部门和人民之间建立新水平的合作来建立一种新的和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为签订尊重大家的利益和维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完整的国际协定而努力，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大自然的完整性和互相依存性。

《21世纪议程》（1992）

《21世纪议程》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之一，是“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它是从目前至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联合国组织、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团体在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行动蓝图。

关于气候保护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

《关于消耗氧物质的蒙特利臭尔议定书》（1987）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 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京都议定书》（1997）

《京都议定书》（英文：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
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1983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1983）

《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1987）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1994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1994）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1995）

关于海洋保护

关于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的公约》（1994）

关于核污染防治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0）

《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1986）

　　该公约通常简称“通报公约”，1986年9月26目订于维也纳。1986年10月27日正式生效。

　　1986年9月26日，中国政府代表作了有待核准的签署，并同时声明：①不受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
②在公约对其生效前，中国接受该公约第十三条临时适用条款。本公约于1988年12月29日对我国生效。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

《核安全公约》（1994）

关于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

关于危险废物的控制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

《巴塞尔公约责任和赔偿议定书》

关于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关于南极

《 南极条约》（1959）

关于其他方面

【篇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

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

作者:李成、闫健

发布时间:2013-03-08

李成教授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部主任，他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李成教授还担任美中关系委员会常务理事、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美国国会美中工作组学术咨询小组委员、以及"百人会"理事等职。李成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研究，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及现实影响，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他撰写和主编的主要作品包括：《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1997）、《中国新一代领导人》（2001）、《架起横跨太平洋的思想桥梁：中美的教育交流1978-2003》（2005）、《中国变迁中的政治态势：民主的前景》（2008）以及《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2011）等，他在《世界政治》、《中国季刊》和《外交政策》等著名学术和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近百篇。李成教授现在还负责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桑顿中国思想家丛书系列。

　　2013年1月22日，《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副主编闫健博士在北京对李成教授进行了专访，双方谈论的话题涉及中国的政治改革、对外政策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现将访谈稿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闫健（以下简称"闫"）：李成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见到您，也十分感谢您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我们都知道，1990年代以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学者的崛起。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华裔学者不仅给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血液，而且事实上起到了联结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大陆的本土研究之间的纽带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李成（以下简称"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裴敏欣（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赵全胜（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文芳（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赵穗生（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吕晓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刘亚伟（卡特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等，都是在1980年代早期来到美国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人都成长于文革时期，经历了现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重大变化，比如"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惨痛后果、中国向世界的重新开放、中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美国的。

　　到美国之后，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经历了"文化震惊"（CultureShock），尤其是对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反差记忆深刻。我记得，我当到美国时，刚一下飞机，就被美国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给惊呆了，而当时我国连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教育方面的反差更是强烈。我198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与美国的很多高校一样，伯克利也是一个学术自由和思想多元的地方，不同的观点和学说都可以在这里交锋共存，其中不乏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犀利批评。我记得，伯克利有一个地方叫"人民广场"，经常举办一些集会和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这一批从大陆出去的学者和49年之前去美国的台湾学者（比如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文革、改革开放之初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前面讲到的"文化震惊"都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身上都携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了解，毕竟我们在49年之后的制度下生活了很多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有着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曾经是"上山下乡"青年，有的人还作过农民，这些经历都是海外其他中国问题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这或许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批人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然，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与后来到美国的华裔学者相比，我们一般来说外语水平不高，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比较欠缺。我们中的很多人原先并不是研究政治也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只是后来转行才开始做中国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一批人对中国研究和中西学术交流有所贡献的话，我自己更愿意将它归功于中国本身的崛起。没有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变迁，没有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就不会有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兴趣，也不会有"中国热"的出现。我们仅仅是恰好赶上了这样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闫：确实如您所说，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在你们这一批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刚才也说到，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反差给您当初带来了强烈的"文化震惊"。作为在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华裔学者，您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您如何面对美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批评？更进一步，美国人看待中国政治的方式是否会对您的中国研究产生影响？

　　李：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认同危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不仅中国人是这样，其他国家的人也一样。在美国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从俄罗斯出来的学者一般对其母国有着很强烈的反感。但是，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很少这样。无论最终是否加入美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保留着中国情结，关心着故土大地的变化与发展，憧憬着国家和人民能有更好的明天。这种情结是深嵌在你的文化和血液中的，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视角以及自始至终对中国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我们关注的大都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政治改革、对外关系、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稳定等等。无论我们提出褒奖或是批评，无论我们是乐观或是悲观，我们对中国的关注和热爱以及对美中关系良好发展的愿望不会改变。

　　闫：与一般的海外中国研究者相比，你们的研究承载了更多的东西。这不仅仅是由于你们对于中国有着更深的了解，更在于您刚才提到的，你们的研究渗透着对母国的关注和情结。因此，你们的工作就不仅仅体现为"就事论事"般地研究中国，还表现为如何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影响美国的对华舆论和政策，充当中美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另一方面，发挥这种桥梁作用，也可能会给你们带来角色冲突。比如，美国人可能会批评你们太"中国化"，而中国人可能会批评你们太"美国化"。这个时候，双方的沟通对话就难免不会出现障碍。

　　李：这种角色冲突始终是存在的。其实，对我们而言，不可能坐在书斋里面做中国研究，你必须经常到中国来做调查，观察这里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跟这个领域中的学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对话交流。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确保自己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判断没有过时。同样，我们所做的中国研究也不可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无论或好或坏，它总是要对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起码就我自己而言，这似乎是无法选择的事情。我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工作，有很多的机会跟中美双方的官员和学者进行交流，因而我的研究自然而然会对这些人、进而对现实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又可以说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我时常发现，在中美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沟通和交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这些误解对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乃至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都造成了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这也正是我致力于推动的事情。

　　你提到的这种角色冲突有时是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面临一些极端主义观点时。一种极端主义观点完全从西方的眼光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应当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并由此对中国指手画脚，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另一种极端主义观点则完全否定人类存在一些普遍价值，否认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上存在共同性。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否认各国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在实践上也是相当有害的。最近，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正是对这种极端主义观点最好的回击。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尽管其似乎在各类媒体上呼风唤雨,持上述极端主义观点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还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彼此的分歧。这也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原因。

　　闫：其实，分歧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失去宽容和理性。在中国，很多官员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尤其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仅在客观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官民之间有效的对话机制和问责机制始终无法建立，导致失去了很多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机会。在我看来，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人中间的极端主义观点也正是同样心态的产物，它是以反对外国人指手画脚的"民族形象"表现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更理直气壮些。其实，从本质上讲，二者是极其相似的，都反映了某些人面对不同意见时的不自信。自信的人原本是不害怕批评和争论的。

　　李：你的见解很有道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其实是善意的。在美国，没有人要求中国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也很少有人期待中国的民主转型明天就能实现。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是清楚这种转型的困难和现实风险的，他们也理解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同时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比过去更强的敏感性。很多时候，西方人强调普世价值和人权的重要性或是批评中国政治改革的迟缓，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领导人的希望。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人民能够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美国有句名言，"人们对正义固有的认知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人们非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公认的民主法治国家，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敬意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西方，最敌视中国的往往是那些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人。

　因此，一些中国人将西方人的一些批评意见解读为"敌意"或"不敬"，实在是一种误解，这对于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极其有害的。事实上，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正是中国与西方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重建，就受到了西方强烈的影响，而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繁盛，也必须同时以本土化和全球化为其前进方向，缺一不可。尤其是，随着科技革命的来临和全球变暖、环境生态保护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中西方之间存在着更大的沟通对话的现实需求，而这种沟通对话的实现，要求对话的双方都保持宽容和理性。

　　闫：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对话似乎比以往更为重要和紧迫。先不说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中西方之间的合作，其实，中国自身的健康发展更是离不开这种沟通对话--无论如何，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没有中西方之间有效的沟通对话，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沟通对话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上个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接待了来访的美国黑人媒体人士代表团。在交流中，我就发现，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国曾是亚洲第一个创建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

　　李：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沟通对话的前提是彼此都了解，但起码从美国公众这个层面来讲，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这显然与一些美国人的"简单化"思维是直接相关的。长期以来，很多美国人不仅将"美国式民主制度"看作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而且还相信，民主制度的实现并不会太费周折。例如，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政权，民主制度便会在这些地方自动生根发芽。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但是却很少有美国人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条件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来说从来都不成为问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不顺利，恰恰是因为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在这方面，美国人确实缺乏一定的敏感性。

　　闫：在我看来，美国人尤其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很多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往往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关照，很容易切断中国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例如，如果不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几次革命，我们就很难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演进轨迹。我很同意邹谠先生的说法，20世纪中国革命是对中国社会总体危机的反应。辛亥革命后，中国人也曾有过各种民主实践，但在"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面前，这些实践都失败了。精英和民众由此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法西斯主义思潮一度在中国很流行。对于后来中国政治的演进而言，这些历史记忆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李：确实如此，20世纪的中国革命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我看来，这些革命都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很难避免的。有一些人倾向于从现在的现实出发否定这些革命的可取性，我认为是很不适当的，因为这会忽视政治精英当时面临的结构压力，他们可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在看来可行的选择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反事实推理"或许能够拓展我们对历史的现象空间，但是，历史既无法重来，也是不能被假设的。

　　与之相比，在革命结束之后，政治精英在政治制度构建的选择范围无疑要大的多。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政治精英的智慧，同时，它也直接决定了革命后社会的重建和发展轨迹。例如，已故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杨小凯就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可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他看来，这个选择的现实基础是存在的。再如，1949年之后，执政党花了30年的时间才明白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必要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言之，在政治精英有选择余地的时候，他们自身的价值倾向、认知能力和政治智慧就会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始终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或者说，它是最后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革命当然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选择，但是它带来的社会代价是极大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无需多言。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进步都是文明累积的结果，这就需要一个公正透明的规则体系，为所有个体提供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构建公正透明规则体系的必然选择。

　　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取得政权的人和失去政权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妥协。这是我们民族必须汲取的一个教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学习如何妥协都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今日的中国，各种极端化的思潮甚嚣尘上，这使得任何严肃的争论以及共识的达成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保证未来的精英替换能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完成，社会冲突不会诉诸于暴力革命。因此，对于公民价值观的塑造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法治的支撑，比如，这起码需要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将现代政治看作是法治基础上的妥协艺术。

　　闫：我同意您的看法。革命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它或许能打破一个旧世界，但却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任何革命后社会，都存在顾准先生所说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我也同意您关于民主法治是构建公正透明规则体系的必然选择的说法，但问题是，在一些革命后社会，革命的遗产恰恰可能成为民主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两难选择。

　　李：其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巩固都绝非易事。你可以说西欧历史上有着非常深厚的民主法治传统，但即便如此，现代民主法治在西欧的建立也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也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其中的困难更是不难想象。不仅如此，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将是一个"浓缩"的过程，而要在这个"浓缩的"时间段中实现西欧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目标--更不要说人家本身就有历史文化基础--确实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是，这就是历史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任，这是无法逃避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中国梦"，并将"中国梦"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认为，这其中就应该包含着对中国人民民主法治追求的体认。试想，如果中国的国民无法享有那些国际法公认的基本人权，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公正和尊严，那么，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闫：问题在于，抛开某些极端主义观点不谈，即便人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目标存在基本共识，但在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途径上，人们可能依旧存在尖锐的分歧。这似乎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比方说，有的人呼吁要首先实现民主选举，而有的人呼吁要首先实现法治，诸如此类的争论在中国很流行。

　　李：应当说，各国通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多元的，这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情境。具体到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自身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尤为关键的变量。正因如此，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以执政党的改革和转型为核心和前提条件。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进步始终围绕党的转型而展开。有些改革，比如党内的任期制和任职年龄限制，代表了党自身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调整。有些改革，比如村民选举和人大制度改革，则是在党的支持或至少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无论如何，就像前面谈到的那样，"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势势必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亨廷顿曾说过，一党制在大幅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会对后来的政治参与造成阻碍。在其《政治秩序诸起源》一书中，福山也提到，自秦汉以降，中国政治始终面临着国家能力的过分发展与法治和责任性的过分欠缺之间的不平衡。中国政治的这种发展次序决定了其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即便面临着某些结构性的困难（比方说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传统），但是，政治精英仍旧能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当政治精英拥有选择余地时，这种影响就会是决定性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很多机会，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当时的政治精英缺乏政治远见和决断力。

　　中国发展到今天是极其不易的。面临各种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执政党必须坚定推进以民主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否则，很多深层次问题可能会积重难返。我始终认为，中国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改革应当是一种"可控的"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从政治改革的次序上讲，我认为，执政党的改革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执政党按照民主法治原则改造自身，现存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法治才有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党内政治过程制度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党内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了，这提高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可预见性。在过去的十年，执政党在"党内民主"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试探，但现在的感觉是，各地试点的空间有限，"党内民主"的动力不足，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同时，政治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彼此联结和支撑的（比如，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没有媒体的独立和公民社会的保障，民主与法治都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但是在当下中国，推动法治显得尤为紧迫。没有法治，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精英，都不会有安全感。

　　闫：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不仅受到本国内部因素的影响，它也受制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无论如何，中国的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环顾现今，中国的外部环境很难说得上是良好，尤其是中国近期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上的紧张态势，极大地催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极不利于政治改革的推进。我最近看到，已经有若干学者发出呼

吁，要警惕日本打断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进程。

　李：是的，一国的国内政治当然要受到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但我更倾向于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双向的：不仅国内政治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反过来讲，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要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它们之间应当是一种互动关系。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外部势力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看起来要大的多，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日本有些政客挑起这些事端，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限，无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的反应。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心态出了问题。很多日本政客不愿意看到日本失去东亚的主导权，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对于日本来说是个机会，便企图以日美关系来要挟中国。在我看来，这并非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它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有些西方人说，中国的领导人在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的视线，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读。相反，更可能的情况是政治精英无法控制民众的情绪，被迫走上对抗的道路。战争的高风险、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一国社会内部的"应激反应"，将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有可能使中国再次丧失政治发展的机会之门。不仅如此，中日间的冲突将会带来深远的全球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正因如此，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要冷静处理彼此的分歧，防止事态失去控制。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维护主权的决心与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应当是同等重要的。这并不是很容易，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

　　闫：说到中国政治改革的外部环境，我们就不能不提美国。"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最近，何包钢教授在《华盛顿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美国"推进民主"的政策常常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何包钢教授的文章的确指出了一些事实。确实如他所言，"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基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上，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发生改变。问题就在于，美国"推进民主"的政策是否真的"推进了"民主。在何包钢教授看来，无论其是否出于善意，美国"推进民主"的政策在中国往往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引起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猜疑和反感，实际上为某些保守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口实。这其中既有美国自身政策的原因，也有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角力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很多中国人相信美国在遏制中国，这就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很成功。

　　但我要强调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当然值得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去追求。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该背离这一基石。问题在于，美国应该更多地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而不应该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指手画脚，更不能代替其他国家做选择，定时间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它们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民主法治在不同国家的实现形式也迥然各异。我前面已经谈到，美国人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比过去更强的敏感性，但是其思维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就像国内的同行一样，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也要在操作层面上回答如何让民主造福于中国，如何减少民主转型过程中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如果民主带来的是国家的不稳定甚至国家的分裂，那么，国人为何要寻求民主呢？我们都认为民主会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但我们要以更多理性的论证和经验的启示来为民主法治正名。

　　我觉得，问题的另一关键还在于执政党要下定决心，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中国的问题还得中国人自己解决，真正能适应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也只能产生于中国。比如，执政党前些年提出的"党内民主"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探索。如果执政党内部的政治过程能够更加透明，党内的政策辩论和政治竞争能够更加公开和制度化，那么，执政党将真正成为引领中国政治发展的火车头。与此同时，执政党还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有些人现在一提到"学习西方"，就变得很敏感，就立刻想到要"划定红线"，就变得很犹豫，似乎那些东西都是"洪水猛兽"，会要人命。可是，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西方来的吗？在执政党内部，这种观念上的自我封闭是极为不可取的。

　　闫：无论将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顺与不顺，它都将与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的态势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我现在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能够加深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进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包括一些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任何政治改革。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政治改革，在他们眼中是"无意义的"。

　　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无疑在进行着各种政治改革，但是美国普通民众却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来源于媒体的那些负面报道。政治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它带来的政治变化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缓慢的。很多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发生一些宏观层面的政治变化，但这无疑需要耐心和时间。20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和中产阶级问题时，很少有美国人真正把我的研究当回事。但是，现在，技术官僚和中产阶级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活生生的现实了。10多年前我提出的中共党内派别平衡的模式也被同行认为是"天方夜谭"，但近一两年来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主流观点。对于中共执政精英而言，当务之急是将已有的政治改革予以进一步的制度化。例如，中央委员会的差额选举十三大就提出来了，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相关的改革仍旧停留在20多年前，制度化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美国的"中国通"也很容易变得悲观失望。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的游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美中关系的障碍依然很严峻。现在，很多美国的很多利益集团攻击中国，金融集团的对华态度摇摆不定。唯一积极的迹象是美国的州政府和市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我认为，长远看来，这有可能改善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态度，因为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要受到地方利益的强烈影响，但这无疑需要时间。当然，中国现在的游说方式还主要体现在"利益诱导"方面，今后的游说工作要更多致力于"价值诱导"。只有别人认同你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游说才是真正有力的。只要是中国实实在在的进步，世界迟早会刮目相看。

　　闫：李教授，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期待与您下次交流。

【篇四】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作者：温习勇;明安松

作者机构：安康学院,政史系,陕西,安康,725000;镇坪综合中学,陕西,镇坪,725600

来源：安康学院学报

ISSN：1674-0092

年：2006

卷：018

期：004

页码：20-25

页数：6

中图分类：D8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国际环境;有利因素;不利因素

摘要：和平发展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选择,通过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本文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等,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美国对中国的低认可度和低接受度、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也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着不利的国际环境.

【篇五】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深刻认识我国战略机遇期面临的国际环境

作 者：张蕴岭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出 版 物：求是

年 卷 期：2015年 第24期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而言，

页 码：51-53页

主 题 词：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五年规划;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篇六】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选择

张辉

【期刊名称】《理论界》

【年(卷),期】2010(000)003

【摘要】本文概述了21世纪初国际环境的特点,分析了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利弊影响,认为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是利弊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从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中央将这一时期确定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据是科学的、合理的.最后针对利弊共存的国际环境,从多边外交、大国外交、睦邻外交、经济外交、热点外交、军事外交、总体外交、情感外交等八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外交战略.

【总页数】4页(201-204)

【关键词】21世纪;国际环境;战略选择

【作者】张辉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广西,南宁,530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

【相关文献】

1.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J], 康绍邦; 左凤荣; 门洪华; 李云龙

2.论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与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 [J], 汪倩倩

3.世界兼容性与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析21世纪初"世界多样性"外交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J], 程永林

4.21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J],

5.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与政策选择--试论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的宏观外交战略与政策 [J], 杨闯

以上内容为文献基本信息，获取文献全文请下载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 面临 环境 中国面临国际环境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