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党史笔记2篇

篇一：大学党史笔记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国外中共党史资料·９２９９５５+,:;<=><%?@7ABC１D１E〔日〕石川祯浩著

　　李晓倩编译　　２０１３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５０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１７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５００件。２０多年前公开出版定、指示等文件约４①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汇集了从中共成研究室唯一留下来的通知，因而无法知晓该研究室是怎样的实体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知晓它对资料的收集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时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中共干部，９２９年末至１９３０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好于１（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和国⑤际列宁学校讲述中共党史。那时，像瞿秋白就立到１９４９年的文件。因此，从系统上而言，２０１３年出版的这套资料集可以看作其续集。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出版“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集尚不明了，但自成立起已０年、执政也已经历６０年以上的中共，超过９今后或许也将会继续编纂、发行正式历史文件。包括资现在提起新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料收集和编纂）时，通常都会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机构重建后的动向②。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９８０年。同样，前述《中共中究室也是成立于１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共１８册）也被评价为：“这样大量地系统地公开出版党的历史文③献，在我们党来说还是第一次。”但这类党史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

　　本文选译自石川祯浩：《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进程———以２索》（「中国共产党による党史资料编纂の??み———一九五年代の???『党史资料』を手がかりに」），日本《东洋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７３卷第１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①

　　公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１８册，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是以此前编纂的内部发行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４册，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为基础进行补订、扩社，全１充的。另外，２０１１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全２６册。据称，其收录／１０是首次公开的）则是在公开出的文件中有大约１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②

　　周一平的《２００１年）中，第３章“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７８．１２）”介绍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个别著作，但并未提及党史研究的组织、机构和期刊状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评介》，③

　　步心亭：《〈《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１期。俄〕Ｋ．Ｂ．舍维廖夫提供：《俄罗斯所藏瞿秋白未刊④

　　〔启事》，《百年潮》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该启事指出：“请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在一个月之内（到一九三年一月卅日为止），到中国党史研究室报名”。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瞿秋白文集⑤

　　参见瞿秋白：《（政治理论编）》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７４—９２４页；〔俄〕Ｋ．Ｂ．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相关资料收集机构和事业在此前并非完全没有。一、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收集与编纂

　　中共回顾自身历史，并有意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相关资料，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９年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为瞿秋白，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④是该他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１２０·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使用过共产国际总部关于中共的档案①。可以推测，他们或许在准备这些中共党史讲义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必要性。话虽如此，当时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的同志并不多，因此回忆录征集的范围自然也就主要限定于留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１９２９年末，当时在莫斯科的何叔衡向同在莫斯科的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复信作出了回答②。这样的往来或许与瞿秋白呼吁征集回忆录有一定的关联。瞿秋白呼吁收集回忆录用于党史研究，他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也注意系统地保管和整理党的文件记录、档案。中共最早规定有组织地管理文件１９３１年４月制定）也记录的《文件处置办法》（是由瞿秋白起草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论述了切实保管党的文件的目的，即“备交将③。在中共活动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编者集这些文件。《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的话”指出：他们试图搜集中共一大和五大的文件，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上述的情况。没有线索能说明《中国问题指南》是在怎样的体制和组织下编纂的，但《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所收录的中共文件几乎全部都在张闻天执笔⑦（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１９３８年刊行）中出现。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并列的党的领导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应该在编纂中起了中心作⑧编者对《用。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这些历①根据笔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ＲＧＡＳＰＩ）２００３年９月），瞿秋白的《中所藏相关资料的调查（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资料，都能在该档案馆所藏的全宗５１４（“中共”类）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具体事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０１５年。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３５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１９２３—１９４９）》，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０页。关于以中央文库为代表的中共文书管理保存体制的沿革的详细情况，参见费云东、潘合定编：《中共文９８７年。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１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苏联编纂、刊行了若干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料集（中文、俄文等），但目前中国的党史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些在中国以外编纂的资料集。两册都未附有明确写有出版时间的图书信息，但第１册序言有“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的日期，第２册“编者的话”指出该书是在中共创立１６周年时发行的，另外由解放社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解放》第１卷第１６期（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３日发行）首次刊载这９３７年两册书的广告。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册书是１７、８月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时刊行时写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但实际上负责著述、编纂的是张闻天。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版）》９８７年）所收的莫文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执笔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相当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稿，也引用了后来《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所收录的资料。９３７年６月２０日写了回顾此前党的路线另外，张于１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在《解放》第１卷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８日），并于翌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４３、４４期，１９３８年７月），由此可见他是当时党史的最高权威。②陷于困境的当时，中共党员们依然坚信将来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为了将来书写历史，要把资料保存下来。依据该《文件处置办法》，中即“中共的文件此后由上海的地下专门机构（央文库”）收集和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经过曲折辗转，在共产党实现“我们天下”的１９５０年④但那是后话，不管初正式运送至中共中央处。⑤④③是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还是逃脱国民党压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江西省的中央苏⑤区），当时都未能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⑥二、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此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是在经过长征于陕西省北部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的。目前，能确认的陕北党史资９３７年夏由延安解放社铅料编纂的最早事例是１印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⑥。第１册收录了１、２册）９２６年至一”第１⑧⑦１９３１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９２２年至１９３２年中指示９篇，第２册收录了１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１３篇。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党的文献，以重要文件为中心，在长征时也一同携带，但转移途中有遗失，而陕北又偏僻，不便于重新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１２１·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史文件的评价是全面肯定的，即党的路线“在见《中国问题指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南》第１册序言）。这也是当时张闻天的立场。《中国问题指南》第１册和第２册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合订，由解放社以《红色文献》再次刊行。饶有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出决定，对刊行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历史资料的版本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登载的《启事》声明：２月８日以后，中共的官方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等全部委托延安的解放社等指定的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对于此前以各种形式发行的书籍和册子的内容，中央不予负责①。这就意味着解放社合订出版的《红色文献》正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官方文献集。历史文献的收集此后也继续进行，如中共的机关报、机关杂志有时会刊登征求某文献的公告②，但资料集的续刊即《革命历史丛书》）和《红色《中国问题指南》（文献》的续编并未出版。续编之所以未能编纂、刊行，当然有抗战９３８爆发等外在原因，但中共内部也有原因。１年以后，对于《中国问题指南》（《红色文献》）收录的文件评为“完全正确”的立场，党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即有一些领导要求重新评价过去的路线。推动出现这样的评价变化，重新进行党史文献收集和编纂的，是整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说，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在延安与整风运动并行的是党的路线历程之总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重新进行。新编纂的党的文献集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即《六大１９４１年末刊行）和其续编《六大以前》以来》（③其后，１（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刊行）。９４３年将两书集绝不是它们的续编。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情况，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样历史性地总结路９４２年３月２７日，根据中央书记线的过程中，１处的决定，设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主任：康生，委员：彭真、胡乔木、陶铸、会（⑤。在该委员会设立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之前（３月１８日），为编纂“适合中层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中央决定让胡乔木、陶铸负责资料的收集⑥。该委员会编纂的党史文件选集起初书名叫《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这是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和任弼时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收集、寄送若干文件时使用的⑦，经若干曲折最后成为《称呼）六大以前》那部文献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解放》第３１期，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５日。②①例如《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启事》，《解放》第４３、４４期，１９３８年７月；《征求文献启事》，《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９、３０日。③《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不仅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④主要有逢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关志钢：《〈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与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３期；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３３—６４１页。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３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４—５５页；《彭真年谱（１９０２—１９９７）》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０页。根据《彭真年谱》，这一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六大以来》通读完成后，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关于这两种党的文献集，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编纂过程及其重大意义，以帮助毛泽东完成编纂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为代表，已经有④因此不再赘述。这里只确认说明了若干研究，⑦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１９０４—１９５０）》，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２１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第３６９页。《任弼时年谱（１９０４—１９５０）》，第４２２页。当时毛泽东和任弼时要求提供的文献是《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以下事实，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是从把过去的路线视为“完全正确”的这种立场出发而编纂的，而毛泽东编纂的新文献·１２２·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中共党史上首次为进行党史资料编辑而设实际事务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①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１９２７年）等努力，史资料之价值。党史资料室是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③设立于中央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１日）料的通知》（宣传部之下的机构，《党史资料》则是由其刊行的杂志。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党史资料室设立的目的是“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其刊物《党史资料》“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印发若干份，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目前亦可编入《党史资料》内”。这就赋予其收集党的全部历史资料以及红军和解放军资料的权限，因此，除党的会议记录和个人档案等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资料都是该党史资料室的收集对象。这一时期之所以重新开始党史资料的收集，是因为当时正值新中国０周年之际。在这一特殊成立不久、迎来建党３时刻，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出版掀起了一股党史研究热潮，而党也有必要有组织地去进行资料收集。④党史资料室设立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刊行了《六大以前》。此后，也继续收集和补充党的历史文献。例如，在延安，为方便干部阅览，印刷了收录有胡乔木关于五四运动经过的文章和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②但忆等资料集。尽管可以查阅到其中一部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补充收集的资料的全貌，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形态印刷出来的。另外，也不清楚负责收集这些资料的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存续至何时。尽管如此，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探讨路线的是非）的和编纂是总结党的历史（一项政治活动，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历史高度的政治性）。甚至连上资料收集的特殊性（面提到的陈潭秋的回忆也被作为“党内文件”印刷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党史资料的特殊性。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编纂新中国的党史研究及党史资料收集、编纂事业，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机构是１９５１年１１月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的“党史资料室”。同年末，其机关刊物《党史资料》杂志创刊。至１９５５年春停刊为止，《党史资料》共刊行２４期，登载了当时收集的各种党史（革命史）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党史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该领域唯一刊行的杂志，而且当初发行量很少，因此中国国内收集、存留有该杂志的大学和机构极为罕见。国内外的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也基本不了解该杂志和党史资料室的详细情况。在资料状况大为改善的今天看来，《党史资料》收录的文献并不十分珍贵。笔者之所以选取这本旧杂志９７７年以来党史研究重新兴进行考察，是因为１起后，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取自《党史资料》。也就是说，现在的党史资料编纂和研究无意识地继承了中共党史研究起步时的时代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党史资料》是旧杂志，其本身依然具有考察当今中共党史研究现状的党２０１７年第６期①为编纂《六大以前》，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潘合定：《上海“中央文库”和延安中央档案转移的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１期；董永昌主编：《上海档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９页）。前注中提到的四份文件，在《六大以前》出版前只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件，其他三件未能得到。１９５１年《六大以前》再版时，才由中央办公厅补充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３页）。②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该馆所藏的资料集只有第２１—２４页，其中第２１页是胡乔木的《“五四”运动经过》（参见《解放》周刊第７０期（１９３９年５月）刊载的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一文），第２２—２４页是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后者公布了照片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１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１—６７３页）。根据残存的这几页资料推测，其前后几页或许也收录了资料。继而推断，全书是一本党史资料集或回忆录集。③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页。④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５卷，第６２—６３页。·１２３·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一开始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兼任主任，１９１２—１９８８）任副后由近代史研究大家黎澍（主任①。尽管要遵照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指示，但实际业务由黎澍负责。１９５３年②此外，党史资料室７月，黎澍正式就任主任。③、王真（１９２３—２０００）１９０５—里还有缪楚黄（④、刘立凯（⑤等中国革命１９８９）１９１６—１９９１）当时所谓的“党史资料”指的是哪些材料。而且，由于对收录的一部分资料的出处也作了说明，可以推测当时收集了多少资料。大致而言，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内外刊物（外国刊从２物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摘录的资料占了绝大部分，新撰写的回忆录倒是不太多。１９５４年第６期上刊登的吴玉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即是新撰写的回忆录，但这源于当年３月１２日黎澍向吴玉章要求其在《党史资料》上撰写关史、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其中，缪楚黄负责《党史资料》的编辑。关于党史资料室主任一职，黎澍的朋友中也有人指出：“这个工作是养老的差事，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主动要求调任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主任”的黎澍表示：“这是我历史的新起点，９４７年秋在香港时起，就把主要注意力转我从１到近代史方面来了。我现在是处于过渡时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表示享受“这个比较清闲的职务”，“只做收集整理资料⑥的工作，而不撰写党史著作”。①李海文：《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北京党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黎澍于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以前主要在国统区从事记者工作。他将重点转向历史学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半期执笔《辛亥革命与袁世凯》（１９４８年刊行）开始的。另外，根据缪青（缪楚黄之子）《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一文，党史资料室当初有若干位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田家英，常务副主任是黎澍。作为不定期出刊的党内刊物《党史资料》，其创刊号据推测是于１９５１年末发行的。之所以说“据推测”，是因为该杂志创刊号上没有关于发行日期的记述。发行日期是根据“编辑后记”的日期（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以及第２期（１９５２年２月）、第３期（１９５２年８月）、第４⑦期（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的发行间隔时间类推的。②《黎澍先生编年》，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９６—２９７页。③④其传略参见缪青：《缪楚黄》，《北京党史》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其传略参见王桧林：《王真先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王真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后来参与策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纂。１９５８年，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写的反共文章被发现，１９５９年被认定为右派，剥夺党籍、剥夺教研室主任职务（《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５４页）。关于该杂志的出版情况的唯一信息，是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一段叙述：……《党史资料》，每年四本。这套书当时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００册，１９５３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机关，只印８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１９５１年底９５４年共出版了２４辑，３２０万字。现在已很到１⑧难找到，更难以找全。⑤刘立凯，山东威海人，１９３４年入党，先是在山东省各地任教师，１９４８年成为徐特立的秘书，自１９５１年在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任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处工作，１９８２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３年）。李海文指出一开始的发行量是８００册，但９５２年第三、四辑的封底有“本刊笔者收藏的１限印五百本”的文字。不管发行量究竟是多少，每期封面上都印有“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或“党内刊物，不得外传”的注意事项。由此可见，这是一本只限定于一部分干部阅览的特殊刊物，因此中国国内的很多党史研究者也并不⑨完全知晓该杂志的存在。⑥张生力：《黎澍之路（续一）》，《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陈铁健：《黎澍先生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４页。⑦⑧⑨笔者手头的创刊号上印有“公元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４日收到”的图章，可见其实际发刊应该是１９５２年。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４—５１５页。中国的党史专家经常错以为《党史资料》总共有２０期。如：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０页。通过浏览《党史资料》的目录，可以明白·１２４·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①黎澍积极推动文章刊于勤工俭学的文章一事。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⑥。该通知强调，中央办公（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０日）载的另一事例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②，可见委托撰写命活动》（１９５３年第１—２期）厅秘书局下设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今后统一收集管理党的历史档案。所谓历史档案与资料的界限十分模糊，即使一份文件被称为资料，但当这份文件是十分罕见的原件时，它通常也会被划分到历史档案中。９５５年这个通知的目的在在这个意义上，１文件）看作于工作调整，即将党的历史资料（一种历史档案，由档案馆统一负责档案管理和资料收集⑦。通知大致上得到了实施，这可以从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在一年后的第二次全国档案文稿也有赖于黎澍本人的努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党史资料》上也有９５３根据新收集的资料撰写的考证性论文，如１年第２期王真的论文和同年第４期缪楚黄的论文。资料的收集和编纂也包含对所收集资料的鉴别。通过这些工作，即使不进行党史的研究，也能进行史实补充、纠正等方面的探讨。这类考证工作的一大成果是，前述《中国共产党的③另一三十年》在改版时对内容进行了修订。方面，《党史资料》上公开发表的资料不仅仅是党史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为给各种运动提供参９５４年秋学术界考资料而挑选出来的。例如，１兴起批判胡适的运动后，翌年第１期《党史资料》就变成了一本集中收录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士批判胡适文章的特辑。《党史资料》与其说是由组织推动，不如说是在黎澍、缪楚黄的个人努力下调查、收集资料的，因此其收集范围自然比较有限。创刊两年多后，１９５４年第３期刊登的《中央宣传部关１９５４年４于征集现代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月）述说了如下苦衷：中央宣传部自一九五三年起出版《党史资料》月刊一种，协助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种，并开始影印《新青年》、《向导》、《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事实证明，这个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目前集中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资料还很有限。还有很多书籍和报刊残缺不全或没有搜集到。各地供给《党史资料》的稿件亦很少，远不能④满足需要。①《黎澍关于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起和一二批学生达到法国经过致吴玉章信》，《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４页。②文章刊载前的详细经过，参照李锐：《黎澍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所编《黎澍十年祭》收录）。另外，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中国青年》上也进行了连载（此后，１９５７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对此，李锐表示：“１９５３年在《中国青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党史资料》刊载的内容是《中国青年》所连载的“４”以后的部分，但《党史资料》刊载版本的各章节内容和资料更加详细。例如，《党史资料》提及李石曾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事，但《中国青年》连载时删除了该内容。这是因为在公开发表时，慎重地删除了被认为损害毛泽东形象的部分。③关于具体情况（中共二大的史实），参照前引拙稿《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另外，这些研究成果有时也会以如下形式公开发表，如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１９５６年）。④全文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７４４页。顺便提一下，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影印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集）》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由人民出版社刊行。此通知下发一年后，在未进行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党史资料》突然停刊了。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下的党史资料室也几乎被废止，变⑤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⑤⑥⑦根据缪青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一文，党史资料室是１９５５年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编：《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１集，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在革命历史相关资料中，相当于“文物”级别的资料由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收集。参见刘建美：《六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基本陈列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与其说是受到了某种政治风波的影响，不如说是因为历史文献、档案收集工作由中宣部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由后者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可以证明上述结论９５５年４月，中的是，在《党史资料》停刊的１２０１７年第６期·１２５·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关于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问题：国务院决定，革命历史档案都归中共中央档案馆收集……去年４月开始收①。于是，中央文件等历集，现在有一些成绩”正确的展望。毛泽东于１９４２年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意义的阐述便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⑤另外，党史，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史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就由中央档案馆（正式成立以前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系统集中负责。不久，《中共中央文件汇编》等大型文献集（１９５６年开始编纂，１９５８年初版，１９６５年增订版，全１３７册）及其简化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１１册，馆藏版）就集结成书了②。但这两部书都只限于中央档案馆内部使用，人们通常并不知道其存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版１１册，公开发行版１８册）是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另外，杂志《党史资料汇报》于１９５８年６月创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后由中央档案馆）内部发行，继承了此前《党史资料》所承担的职能，即不时刊登党史相关资料，供高级干部③参考。即中国所谓的正史，是当时的领导者证明自身正当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方法。１９４２年的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意义，而且亲自制定了历史文献编纂和党史叙述的大致框架，指出以前路线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的党史资料编纂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本文作者

　　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京都　６０６８５０１；本文译者

　　李晓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责任编辑

　　左

　　滕）①曾三：《在党的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总结》（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２日），《曾三档案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１页。②《中共中央文件汇编》至今依然未公开，外部人员无法看到该书。关于该书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馆藏版）的片断叙述，可参见裴桐：《我从事档案工作的体会》，《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王明哲：《近十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５期；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档案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另一方面，在党史资料室的人员中，到１９５５年该机构解体后，从事资料收集和编纂的历史学家们，如黎澍、缪楚黄、刘立凯等人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智囊团（主任陈伯达，副主任田，分为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家英）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等小部门，实④换言际上是直接服务于毛泽东的秀才班子。③关于《党史资料汇报》，可参照本页注②中的各篇论文。该刊创刊之后的前几期，选取刊载了当时苏联返还不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关于建党前后的文献。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党史资料汇报》具有向高级干部提供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历史资料的使命。１９８１年整党运动时刊载了陈云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翌年则刊载了与“真理标准讨论”有关联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到２０００年为止，该杂志共发行９８期。由于笔者无法查阅到该杂志，因此不清楚２０００年以后是否继续发行。之，１９５５年以后，此前党史资料室所负责的两方面工作，文件资料方面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历史（党史）研究方面则移交给了意识形态工作（指专家们共同编纂《毛泽东选集》及撰写注释）的核心部门中央政治研究室。于是，党史研究在１９５５年以后暂且转移到外界难以接触到的党内深处。④于光远：《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第１９页；冷铨清：《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党史博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想》，《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中共自成立以来就有意识地收集和编纂党史资料，为以后研究和叙述党史打下了文献基础。同时，对于中共而言，研究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可以帮助其从大局上正确认识过去，从中吸取教训，对未来革命事业做出⑤《如何研究中共党史》（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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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大学党史笔记

　　

　　党史学习笔记之二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遵义会议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2是谁，甚至曾被误传为毛泽东，据说还曾收入1948年的《毛泽东选集》。但在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可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决议》系张闻天起草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3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悼词中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原由曾彦修、徐达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没有这些内容。据刘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是送审中胡乔木加上的。她说，“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加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4批准。”事实上，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选为总书记”1982年根据陈云意见改为常委分工“负总责”外，起草决议等各点后来就成为党史研究中的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都一律遵守这些口径，但也包括“总书记”变为“负总责”。

　　关于《决议》为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传达提纲》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八十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6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重要的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7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如果说，个人的回忆录不足为凭，可以不论，但后来出版的权威史书也竟然采用此说。例如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就更加以具体化，分别定为：“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89闻天起草……”，“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

　　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孙彦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载《〈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页。

　　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同刘英的谈话；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年第2期。

　　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闻天选集》第37页。

　　《遵义会议文献》第119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4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义会议决议》”。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规矩，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而且说法一样，一般都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所以很难令人信服。其实，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作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就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2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这一叙述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证之以后的陈云《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3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回忆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4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显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同志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5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但是也有些党史研究者，一方面从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论水平等的论证得出结论说，会议委托他起草决议并非偶然，他也完全胜任；另一方面却又要勉强加上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的话，自觉不自觉地落进前后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开始了6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7论。”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12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41页。

　　《遵义会议文献》第43页。

　　《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第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张闻天传》第20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

　　《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1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2也不是另起炉灶。而且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二十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参加和后来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而《决议》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对有关资料和文件（如国际指示和一些人过去的文章或发言等）。环境动乱和时间紧迫，更要求起草决议尽量省事。而以自己的报告提纲为基础和框架进行加工，自然比较得心应手一些。根据会上一个发言起草，就要另起炉灶、有更多磋商，在内容和结构没有根本不同又没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大概是不会有人找这个麻烦的。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自己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想，敢于3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意见，大约从1958年起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项内容）。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尚且如此，何况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4志研究考证，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们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

　　12《遵义会议文献》第130页。

　　例如《长征大事典》的综述，见第219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回忆张闻天》第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培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13页。

　　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再说，会议“决定”让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或发言起草决议，也和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太不相称。即使按后来才形成的作法，根据领导意图（更不用说一个人的意见或发言了）起草会议决议，那也是秘书（或写作班子）的事，总不致让才推举出来担任第一把手的张闻天起秘书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别人起草的，例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有其他人参1与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节即由张闻天撰写，而且文章的主要内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学校讲授，还油印过讲义，至于作为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2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写的。（这种情况其他人也有。例如张闻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陈高洛电报，当陈云在世时3的1983年就已收入《陈云文选》，而原稿的档案尚在。）张闻天是从不讲他个人的功劳和贡献的，在延安整风期间还竭力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因此决议如果确系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按理他是会在《反省笔记》或其他谈到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作点说明的，但事实上却只字未提。周恩来、陈云，也都没讲过决议的起草问题，如果会议真有根据毛发言起草的“决定”，他们理应是会提到的。胡乔木虽然是党史方面的主要权威，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4开拓者”，在党史问题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终究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而且谈到决议的起草问题又是只下结论，并不提供任何出处和根据。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不能说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的贡献。那为什么在初步总结第二次国内战争经验的时候，已经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的张闻天就不能有点贡献，起草决议竟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据毛泽东发言”？在这里，历史和逻辑不是又分家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关于《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说法，大概是以讹传讹。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既非事实又悖逻辑的问题呢？看来，最初提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权威；而人们后来的附和，则是党史研究中一种传统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拨乱反正、改变方针，就必须批判“两个凡是”及个人迷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强调毛泽东的作用和贡献，特别是建国前的功绩，而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当然更是一项重要内容。也许是由于这种历史背景，一方面公布了《遵义会议决议》系张闻天起草，另一方面又说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后来陈云建议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加写一节《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大概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载本文的题解，1991年版第621页。本文注明写作时间为1939年12月，而

　　1938和1939年（以前情况不了解）在抗大学习时听讲的课程如《中国问题》或《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中就已包括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另见《张闻天年谱》上卷624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陈云文选（1926—1949年）

　　》第221—224页，人民出版社1984页。

　　见2000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又如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还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协助毛泽东....”。事实也并非如此。毛泽东在12月13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曾提出“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

　　。张闻天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1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2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2根据这些确凿史实，怎么能说成是张闻天完全拥护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不是相反呢？而且总书记在工作上“协助”其他领导成员，而不是其他领导成员“协助”总书记，从组织关系和逻辑上讲也太不顺了。

　　再如对瓦窑堡会议的叙述，也是一直不够实事求是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筹备和主持会议、作政治报告和结论、并起草决议的张闻天，只字未提，对会议决议也无只字介绍，却大谈毛泽东在会后向活动分子的传达报告，认为是这个报告“规定了当时党的3政策”

　　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而不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拨乱反正后的权威著作，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仍是轻会议决议而重传达报告，不提会议的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却特意谈到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的报告（即会议通过的相应4决议。一个多月后张闻天还正确地批评了这个决议的不妥之处）。前后这种大同小异的叙述和评价，也有很多疑问。第一，当时在全党传达和贯彻执行的是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是毛泽东的传达报告？大约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第二，这个报告发表在什么地方，是以什么形式传播的。根据建国前的一些《毛选》版本，包括晚在1948年的东北书店版，都没有收这篇报告，可见传布范围不广，因而影响也会很有限。第三，1951年收进《毛选》时采用的是什么版本，手写的还是油印的或铅印的（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重要的著作，直到19415年前还只有少数油印本而无铅印本），如果不是刊登在某种书刊上，铅印的可能也不大。第四，收进《毛选》时的修改情况。因为毛著中的几乎所有文章都经过重大修改，有些还经过多次修改。例如上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收入《毛选》时就作了多处的，有些是原则的修改，还不知从油印改铅印时的修改情况。用多年后修改的内容印证或评价当时所起作用，显然是不会确切的。总之，一个小范围的报告，作用和影响无论如何是不会超过向全党传达的会议决议的。因此，把报告放在决议之上，就只能是为了突出个人，谈不上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了。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载的谈话中批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6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刻意突出毛泽东和抹杀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恐怕要比《决议》“过分”得多了。例如全文对于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中共中央的所有重要会议，一概不提主持人、报告人和决议起草人，重大决策也一律或明或暗地归之于毛泽东的主张和领导；对这一重要战略转变时期担任总

　　7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更是完全不提。后来在1985年写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21、62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张闻天文集》（二）第203—205页，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61页。

　　1941年2月23日为该文的铅印出版写的著者识，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

　　第585页。

　　见该书第67—68页。

　　载《胡乔木文集》第三卷382—388页。

　　一文中，胡乔木自己也说，“现在回想起来，整风运动中对他的批评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就更加不公正了。”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一些叙述和评论是否应作点实事求是的改变呢？

　　《遵义会议决议》是否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以及上述两例，都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情况和风气，就是党史研究中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不够，而且还形成了一个传统和规矩，就是党史上的问题，凡是权威文献或权威人士一经提出就成了定论，此后的研究和论述，只要重复结论，可以不谈所以然的理由。这恐怕就很难说是科学研究了。

　　（2000年4月）

　　（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九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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